如果你在银行门口，看到几十个老年人一人一个小板凳坐成一排，不用问，肯定是明天又要卖国债了。
老年人有他自己的计算方式，一个夜晚，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守候，如果幸运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存款换成国债，这样不但可以获得稍高一点的利息，还可以省掉 20%的利息税。假如一个老年人有五万元存款，排一晚上队，把它换成三年期国债，那么就可以赚出来近一千元。这么一算，排这么长时间的队就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在这个长长的队伍中，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一个年轻的或者中年的身影 ——那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其他挣钱的机会或者仅仅是可能性。
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拥有的是大把的时间，不再有的是机会。他们永远地失去了可以用十几个小时去挣这么多钱的可能性，所以只有他们排一晚上的队买国债。我用了很长时间给自己女儿讲清楚这个社会布置给老年人的算术题，之后默然，想着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加入这个队伍中。
银行门口的老人长队会给职场奋斗的中年人们带来对未来的焦虑感。焦虑在弥漫，三十五岁你还当不上处长你会焦虑，四十岁还没有进入企业的高层你会焦虑，五十岁的时候你还没有两三套住房或者你认为足够多的存款你会焦虑。
时下的中国，生存竞争如此激烈，对于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中年人更是如此。往后看，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汹涌而来，他们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更有干劲，更有创新精神，愿意接受更低的薪酬。往前看，企业和社会对于正在走向年老的人们失去了耐心和信心。相当多的人把挣足够多的钱作为试图消除这种焦虑的办法。所以会有贪污，有受贿，有副职雇凶杀正职这样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
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如果你达不到足够优秀，没有旺盛的斗志，资源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向最有效率运用它们的人群转移。对年老的恐惧，让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在掌握和享用更多社会资源的同时，以牺牲健康和日常生活乐趣为代价打拼，就像过冬前的松鼠，拼命储存过冬的粮食，存多少都觉得不够。
对于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近进入中年人行列的人们来说，大部分人的未来有可能还不如他们的父辈乐观。毫无疑问，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我们会比上一辈强很多，但被社会遗弃的孤独感会更早地袭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你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么到退休的时候，你的工资、职称乃至住房面积恰好达到职业生涯的最高点，剩下的时间可以按照制度的安排安享晚年，除非犯了政治错误或者生活作风出了差错。所以你就可以看懂，为什么在俄罗斯和东欧左翼政党的旗帜下站的多是老年人。
其实如果健康状况尚可，很少有人愿意自动退出舞台。掌握社会资源越多的人越是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用了好些年的时间，想了很多的办法，定了好多制度才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而迈克o华莱士，直到八十八岁才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主播的位置上退下来，这让多少有才华的晚辈熬得肝肠寸断！还有，老教授杨振宁退休后回国定居讲学，八十二岁时还能娶二十八岁的研究生，居然在婚姻上也来抢年轻人的机会。显然只有极少数高度集结了财富、权力、社会地位资源的老者才有和年轻人 PK的能力，不管是在婚姻上还是工作机会上。
科学的进步大大减缓了人类衰老的脚步，伟哥发明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在医学上解决了部分男性心中的隐痛，还在于改变了千万年以来自然形成的年龄和辈分的界限。随着新药物不断地被发明，人的容貌、精力、体力衰老的速度将会被大大放慢。在未来人类争夺交配权的斗争中，老年人很可能和年轻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想想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当那些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的老人们获得年轻的体态和容颜的时候，年轻人面临的将是一场灾难。白岩松主播关于”渴望年老“的感叹，应当具备这样的前提。可以大胆地预言，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可能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矛盾。
但在目前，显然这一切只能停留在大部分中老年人一厢情愿的假设与梦想之中。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要在自己并不是很老甚至自我感觉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就给年轻人腾地方。
在一个物质财富不够充分富裕，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善，社会文明程度不够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失去了挣钱的能力就几乎等于失去了一切。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甚至让自然经济下子女赡养老人的传统也无法延续。一种秩序被打破的时候，总会有一代人付出代价，不同程度地成为社会变革的牺牲品，或许就是现在的这一代中年人，除非你有充分的预见性和准备工作让自己从大多数人中逃出来。
如果你希望到中年以后成为有能力和年轻人同场竞技的那一小部分，除了像松鼠一样拼命冬储，或者还可以铤而走险选择成功概率很低的创业，或者尽可能让自己的能力能够与时俱进，尽量长地延续自己工作的时间，让自己的价值有展现的地方。对于职场中年来说，所谓职业生涯的设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它的真正价值。
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不得不想，你是否能够有一段体面而有尊严的老年生活。你是在杨教授们的队伍中，笑纳上帝给自己最后的礼物，还是排在银行门口，整夜做老年人的理财算术题？